Alpha - 在路上

马上开始的是又一个“第一次”。虽然时间不长，但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

初中入学，考到了省实验中学，那个名次我至今还记得，第十二名；考出这个成绩后，我回到小学见到了那个因为我的调皮而有点看不起我的数学老师，我登时牛逼哄哄起来，简直快要忘了自己姓什么，对着那个老师说：我考上了实验中学！而且排在一千多个考生里的第十二！后来学习一直不错，在实验中学的五年一路顺风，并且除了学习之外也争取到了相对充分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计算机竞赛，校报）而且坚持到了最后，可能也是因这次“第十二名”以及之后得到的重视带来的自信。

有些“第一次”可能很重要。这学期强迫自己参加青年成就者组织办的Bank In Action，在第一次团队亮相时没有任何争议地拿到最佳团队，也成了之后几次活动一直坚持做到最好的动力。lemon说的一点没错，开头做的好，就会越做越有劲。能到花旗实习，也是因为这次活动中的表现。

感谢在《青年》里的成长。这让我在面对未知的世界时敢于相信自己基于常识的判断，而不轻易被别人的是非观左右。并且，有了一群相互温暖的朋友。

grace经过激烈竞争取得的第一份实习是从早到晚不停的打电话；晨岚工作的银行里，上万职员每天所做“简单说来就是把银行前一天发生的每一笔跨境交易输入到系统中”一类简单重复的工作；而在青年，小朋友的第一件工作也是最辛苦和无聊的“整理采访录音”。我想，我的第一份实习，也不会比这样的工作更不同。

前一段去青年看望，小朋友问，“做压下来的选题，怎么做？”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才能回答。进入青年的人，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这可以是手中的武器也可能是致命的弱点。学会跟现实妥协，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放弃，而是有建设性的让步。把身段放柔软，与现存的逻辑妥协，把“规定动作”做好，在“自选动作”中才可能游人有余。这时再来回想青年中的前辈和同仁，凡是做的出色的，都是做压下来的“无聊”选题也能出点彩的。这是基本功。底子不牢，拿到好的选题，未必做得好。把简单、重复、无趣的事也做到最好，才是一个人的成熟。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积累。不但是经验的积累，更是心智的磨练。

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中说，“在过去20多年里，我们的国家始终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中挣扎着前进。如果你屈服于旧体制，你会被淹没其中，如果你公然反抗，你会体无完肤。联想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掌握了与旧制度相处的方法，同时又以惊人的坚忍、耐心和技巧与旧制度中令人作呕的弊端周旋，一点一点地摆脱束缚，走向新世界。这个公司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创造伟业必须走过的那座桥梁又在什么地方。”

沉潜往复。这是现实与梦想之间的那座桥梁。

今天早起看到新闻，KMT大选高票胜出，才想起前几天有人在博客上说KMT的竞选广告可以跟电影媲美，到YouTube上搜了搜，不同的竞选广告至少有20多个，尤其是那个《你准备好了吗》的2分半多的超长广告和《CHANGE改變才有機會》系列，相当有气势。还有一个很好的是《天灯》。

不多写，最近脑子里塞得全都是MATLAB，写不出字了。我下了20多个，想收藏的，来找我。

考试多了，渐渐明白了一条真理，当然，这是对于理工科来说的——不管复习多久，该会的，本来一直都会，不会的，突击复习再久也是徒劳。所以考试周反而不那么狼狈了。考试周，没有日常事务的烦扰，不用采访，不用写作业，不用上课，不用开会。终于可以安静的坐到图书馆里，静下来读一些书，做做托福的阅读，回顾一个学期的得失。

有了豆瓣之后，我的阅读习惯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急于买书，而是把它放在“想读”里面，积累了一些之后，再到卓越或当当购买。到目前为止，“想读”积累了64本，其中大多数，是在网上、杂志上或者其他人的日志中看到，随后加进来的。有些书，过一段时间就会对它丧失兴趣，比如《货币战争》之类，有的是哗众取宠，有的是故作高深，还有的，虽然好，但也并非一流的读物，完全可以忽略；有些书，将来总会遇到，不必急于现在读，了解基本观点就暂时够了，因为我未必能读懂，或者并非我迫切需要的知识，例如苏珊·桑格塔。知识也被分等级，什么迫切，什么不迫切，又是“理性”的逻辑。

有些“在读”，看来也将永远读不完。比如《文字学概要》。杂务太多，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真有了时间，通常也会读些不那么令人头大的期刊杂志，或者干脆打游戏，看球。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安全感和满足感只在占有书的那一刻，放到书架上之后便不知道下次拿起又是何时。

上了《论美国的民主》，开始为经典补课，今天计划购买之列，包括了《美国精神的封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都是任军锋在课上的推荐。如果这些书，这些课，早些遇到，现在书架上的好多买了没看的书，或者已经看过的书，我就不会买了。也好，成长就是试错。

豆瓣还没有加入“不想读”的功能。如果能看到一个人对于一本书从“想读”便成了“不想读”的思想轨迹，也许能更好地发现他的兴趣，这对于提高“豆瓣猜”的准确率，可能会有帮助。另外，既然是读书网站，不知道能不能和超星合作，比如，推出目录和前17页的试读。

感谢复旦图书馆。网站上的读秀有许多扫描版图书（似乎是超星的）的全文和几乎所有书的前17页试读。这真是个伟大的功能。

到了其他人都觉得混乱的考试周，到了其他人都打着鼾，磨着牙的深夜，却是我想法最清晰的时候。突然发现最近心中那些混沌的想法到了可以言说的程度，不想让它们再次错过应该被记录的时候，所以，写下来吧。大概可以作为自己一个阶段的总结。新的开始也隐约有了，不过还没有到说的时候。

上次听王德峰讲海德格尔，有关人的存在范畴。“心情”，“领会”，“言语”。不能说懂，只是略有些粗浅的认识，能引发些粗浅的共鸣了。近一段正在感受的大概就是从“心情”到“领会”的过渡。最近的一些迷惑，间或有些顿悟之感，不知是不是考试有催化剂的作用。对这几个词的理解进了一步，所以时常拿出炫耀，莫怪。毕竟，还没有到达大头那样的程度，能够说出“开始讨厌用概念和理论来完成叙述”，毕竟，说这话不是那么容易。

我想得先把我的问题交代清楚。我刚才本来是在手机里写。本来是为将来再写打的底稿。一写，瘾起来了。打开电脑，从头开始叙述，心情已换成另外一种。我写道：

这学期除去考试之外的最后一个月，我终日陷入强烈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当中，不可自拔。所为者千头万绪——为自己纠缠于青年与计算机系的两重毫不相关的身份以及两者南辕北辙的道路，为越来越明显的青年的理想与青年的现实，或者说，理想的青年与现实的青年之间的巨大落差。更是为了大学刚好将走过一半的自己，能寻到一条出路。

我所忧虑的，是那些我过去一年半来回避去思考的，对生计、生活的考虑。在同系最优秀的一批人纷纷选定了自己的目标后，这些问题对我也变得紧迫了起来。有人打算出国，有人已经实习。我本以为可以在象牙塔中躲开风浪，却还是被裹挟着卷入现实。

房子车子，它们与理想比起来那么的渺小与不堪，但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定了我们多多少少要做个趋利避害的“理性人”。我们不得不自愿地或者被迫地在各种可能之间取舍与比较，不断的与现实讨价还价，博弈，妥协。这些伟大词汇的背后，说来不过都是些蝇营狗苟的小利益。看清楚这些也无用，同样逃脱不开这样的逻辑。票子不能不要，房子也不能不要。谁也不比谁崇高多少，最了不起，不过就是在豆瓣加入个把“文艺青年装逼会”之类的小组，自我嘲弄与戏谑一番之后，重新回来与现实较劲。

那一个月，女友受我烦扰不浅，几个朋友也听我倒了不少垃圾，深感歉疚，能说的只有，将来若有心里垃圾需要排泄，找我便是。

事实上，这的确是我大学以来情绪最低落的时期之一。两三个星期前，我还去图书馆查找心理学方面的书，试图判断自己是否患上了抑郁症。现在，打开电脑，没有办法沿着这样的语气继续叙述了。毕竟看到了希望在。感激和歉意仍是我时常怀有的，但是写了这么多之后心情却平静了许多。是的，我本来要写的就是收获。最后一节课，上去问任军锋，读书的时候，很充实，很强大，放下书本，回到现实，却又重归失望，仍要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可救药的问题，诸如生计，等等。任大概以为我刚大一，还不知我正为大学年华已耗去一半除去大四已耗去一多半而神伤，还以为我是刚进学校不久的小毛孩，他说，你们需要考虑生计吗？那是你自作自受。

这话说得有道理。有些人就是贱，被人骂一骂，骂到痛处，就好了。本来就是庸人自扰。比如我。

很好，很强大。继续摘录手机写下的东西，略有改动。

我突然发现，一年半以后，对于我来说，沉默比表达变得更加重要。不是因为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表达太多，事实上，我一年半以来，在青年见诸报端的文字少的可怜。青年为我打开的是一扇窗，从这里向外看，近处是一群有才华的理想主义者，远处，目光能触到新闻世界中最优秀的那批人，言说者，记录者，影响者。这些人，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他们力量的来源绝不在于“言说”本身，我所欠缺的，正是使他们强大的那些东西。

这个语气比较顺。所以接着说下去。正因为如此，滕老师11月让我去跟“教师节晚会”的采访，我最后没有去。一是当时正在忙中考，二是，我对“采访”本身兴趣已经不大了。我渐渐觉得——即这些想法可能有被滕老师这样的老青年嗤之以鼻的危险，但我仍然如此认为，毕竟，浅薄的思考也仍是思考——于我来说，所欠缺的东西不在“术”的层面了，而在于众所周知的另一面。我这样说，不是我认为自己的“术”已经足够高明，而是认为这种没有学养积累的“术”的提高，看起来实在像是拔苗助长。滕老师可能想为青年培养一个好记者，而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只能做更有利于自己的考虑。

忙中短聊，和mignon谈到了假期培训计划。我惊诧于她作为青年新的核心之一也没有参与到计划的拟定当中。大概主要是滕老师拟定的。或许是滕老师太想留给青年一些什么东西了。他也在矛盾之中。一会说，“放手给他们做，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惊喜。以后我就是你们来312开会的时候来帮你们开门。”一会又独断地把大多可供06同学讨论、商议的事务包揽，这些本是可以供他们实践与成长，沟通与磨合的机会。早些时候，他也曾有过对我们极端失望的时候，发怒的时候，大概是说“青年改版已经创下了一次辉煌，你们不可能再去创造另一个辉煌了，现在我希望你们的是把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延续下去，不要把青年的墙角都给挖光了。”青年是滕老师的青年，他当然要爱护备至。可是，不经风雨的幼苗，又怎么成长？

扯回来吧，还是先说自己。那一个月，我本来在怀疑自己的这半年来的收获。我现在发现了我的收获：我看到更多“理想主义”之外的东西，我之前为《实验校园》所写的文章，实际上也使自己的思维逐渐清晰了起来，正如“自由”需要“责任”来承担，“理想”同样不能漂浮在空中。这些体验，有些是在三部的历次例会中的潜移默化，有些是逐渐展开的阅读视野所带来的。回到手机上写的，我说：

我看到的理想主义够多了。而我现在需要为它去做一点准备。这半年来，我看到的不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更是他们为了理想所作出的努力与担当。而这些，我暂时都不具备。我甚至不能明白地说出那些被整日挂在嘴边的词汇的含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知？在对它们的含义有确凿的认识之前，最好还是把传播它们的愿望收藏在心中，因为我可能歪曲了它们。一个错误的概念被传播之后所造成的危害，远比一无所知要大的多。

大头有一篇日志写许知远，我忍不住要全文转载，找我要稿费吧，反正没几个字：

一口气读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没有太强烈的触动，只是惊讶于作者持续，甚至反复的努力。

他始终动用克制的口吻来宣泄青春体验的跋扈和张扬。这种张力涵盖了一代人的怕和爱，焦虑与冷漠，当然也包括切入生命内里的省思。

笔下的风神，兼及中西古今，都与青春有关。无论这种青春关涉李敖、崔健抑或艾伦·金斯堡。所有批判赞誉是非对错温暖凉薄都无关宏旨，因为在作者看来，只有青春，最是动人。哪怕青春里洋溢着公路大麻重金属荷尔蒙，情结仍然无可替代。转引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的表达：“年轻就是他 妈 的一切。”

他太坚执了，似乎总给读者一幅事不关己的表情，不配合里还带点讥诮和悲凉。所以爱之者引为同道高举的旗帜、激越的号角，恨之者消解其热情，挖苦其臆想。

毕竟，书中所写并不是生活的主流，现实的快乐才是我们更乐于亲近的新兴宗教。

许知远多少有些自说自话，游离不群。但他用这种执意的自我来对抗主流的动向。当我们开始伤春悲秋地为青春记忆寻觅合适的居所，肤浅地为自己寻觅些苍凉的手势，他却还生活在自己单纯的青春投影里。

只是，很少有人能设想，为了这份单纯，他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想，大头最想说的可能是最后这一句，如果编辑告诉他，为了使中心更明确，不如删成一句话，让他删，删到最后剩下的一定是最后一句。好吧，你是知道的，我的意思，其实是我最想听的是这一句。一次向他倒垃圾，表达着自己的忧虑，他举许知远的例子鼓励我。许知远是清华微电子系毕业的。

可是我知道，任何一个人的成长路径都不可重复。我走的路，只能是另外一条。

我想我要暂时离开理想主义了。到另一个世界看一看，或许才对自己现在身处的世界有清醒的认识。

此文是冯老师约我为《实验校园》所写杂文，本期二版专题曰“青少年男女交往”，能在校刊上讨论这个问题，是个不小的进步。不过，我以为，“早恋”话题本身却很无趣——这本来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词汇。肖复兴80年代写作小说《早恋》，如今，当时的少男少女已经成了我们的父亲母亲，老师校长，然而，20年间产生的无数讨论，没有对这个问题产生任何推动。“早恋”是教育问题的子问题，教育问题无解，“早恋”也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既然怎样都不能“名正言顺”，就不要试图说服他们了。偷偷地做就好了，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不是要看成绩单吗？就让他们看你的成绩单，要知道，你的成绩单比他们的工资单还重要，给他们吃了这颗定心丸，还怕他们碍你的事？“早恋”，只是孩子要和家长、老师玩的猫捉老鼠游戏的一幕罢了，核心问题，说大了，是“要民主，要自由”的问题。但是，“要民主，要自由”的前提是对“何谓民主、自由”有清晰的认识，否则，要来的“民主、自由”，便不是“民主、自由”，而只能是从一种奴役转化为另一种奴役。写这篇文章，把我上大学以来收获的对我来说有启蒙意义的观念诉诸文字，对自己是一个总结，又能把这些稍微成熟一些的想法传递到中学里，也许对他们来说也会是一种收获。以下是正文。

上海一个有名的记者杨海鹏，他的女儿刚五岁，叫芷湄。逛公园，芷湄的眼睛一直盯着不远处长椅上的一对情侣，面露诡笑，说，“爸爸，你看呀，那是爱情片。”又跑到那情侣面前，冲男的说：“你这样做不好。”男的楞了。“你一边抽烟，一边亲大姐姐，很不卫生的。”男的下意识地把烟扔了，芷湄却还逮着不放：“这地方是公园，不能乱扔东西，快快捡起来。”这对情侣好不尴尬，落荒而走，走出不远，又突然同时暴笑起来。芷湄面露窘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爸爸呀，我做的不对吗？”

跑题了。我们的话题本来是“青年男女同学交往”，你看，五岁小孩都能说的那个词儿，到了咱们这儿，就变成了echo的歌，“爱情不能说，一说就是错”，于是才有了这个比它长了四倍的词儿，含义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爱是“无声无息”，爱却“无边无际”。别以为小孩子就不懂“男女同学交往”这回事儿，一天，五岁的小芷湄就对爸爸提出，“我和我们班顾卿云有了爱情，想结婚”。

大人管这叫“早恋”，不但“说三道四”，还“横加干涉”。我们反驳，别拿早恋不当爱情，别拿青春不当思想。

戏剧大师易卜生一生所写戏剧中，最著名的是《玩偶之家》。常被丈夫唤作“小鸟儿”、“小松鼠”的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生活了八年，突然醒悟过来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别人怎么指挥，她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不愿意再在丈夫的“保护”下生活，对着丈夫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门“砰”地一响，剧终了。

我们看到的是一百年多前的剧本，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自己——这场戏剧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把“娜拉”换成“我”，把“丈夫”替换成我们的“父母”，于是，娜拉的“不自由”便转换为我们的“不自由”，娜拉的“渴望独立”便转换成我们的“渴望独立”，娜拉的摔门而去便转换为一个叛逆青年的离家出走。戏剧巨匠易卜生摇身一变成了郭敬明，青春痘文学作家是也。

易卜生却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作《玩偶之家》九年之后，易卜生又创作五幕剧《海上夫人》，说的还是“离家出走”——女主人公名叫艾梨达，年轻时期与一个陌生人相爱，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艾梨达为了生计，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医生，生活五六年相安无事，“陌生人”却重新出现，要艾梨达嫁给他。艾梨达苦苦向丈夫争取的自由身在最后一刻获得了丈夫的许可，“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担负责任。”艾梨达听了这话，却不走了。

不看《海上夫人》，就读不懂《玩偶之家》。《玩偶之家》的狡猾之处就在于，门“砰”的一响，就结束了。像听完每个意犹未尽的故事一样，我们忍不住发问，“那后来呢？”不错，这正是胡适之、鲁迅先生曾经呐喊的问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讲演，题曰“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设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鲁迅告诉你，娜拉还要有钱。这道理我们也知道，离家出走，谁能不带够网吧的上网费？为避免对鲁迅先生的误读，有必要指出，鲁迅在后面有更深入的阐发，因为与本文无关，此处按下不表。钱可以让娜拉出走之后更有底气，但不可使娜拉获得自由，如果只有钱，娜拉即使不再是她丈夫的玩偶，仍要变成金钱的奴隶。同样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有钱就恋爱了么？有钱就自由了么？不然。

易卜生在《海上夫人》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为什么娜拉走得，艾梨达却走不得？清楚娜拉和艾梨达的分别，我们才有进一步讨论“恋爱自由”的基础。娜拉是理智的，她明白自己出走的目的，是因为她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人”，而丈夫认为她“首先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正是因为她“想做一个人”，她决定和丈夫分手。她对离开丈夫的目的有着清楚的认识，“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得一个人过日子，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待下去。”此外，她还清楚的知道离开丈夫可能带来的后果，“要是一个女人象我这样从她丈夫家里走出去，按法律说，她就解除了丈夫对她的一切义务。”也就是说，即使饿死在大街上，她的丈夫也不再需要为此负责。正是考虑清楚了所有后果，娜拉才决定出走。

纵然如此，无数学者仍然认为娜拉的出走是个无解命题，譬如鲁迅先生就认为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经济学者汪丁丁面对由“娜拉出走”引申出来的教育学问题，同样犹豫了——“假使寻不出路，鲁迅反对做梦。我不能断定我自己的态度。假使无路可寻，或许继续做梦也是好的？”

这些更深层的追问我们在这里只好选择暂时放弃，因为这实在不是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可以完成的任务。如果你感兴趣，你很容易根据我提供的信息搜索到有关的文章。

在《海上夫人》中，那“陌生人”对于艾梨达是一个象征，是“爱情”的象征，由于她受到婚姻的约束，不能去与“陌生人”相恋，她便以为那“陌生人”也即是“自由”。然而她一旦获得自由时，却发现自己马上要和“陌生人”一起漂泊海上，而自己与那陌生人除了萍水相逢之外再无半点了解，她以为“获得自由”便是获得了幸福，在获得自由时却发现她对掌握了自由之后需要面对的世界竟无半点知识。于是她只好选择留了下来。

可见，我们经常把“自由”当作目的，“自由”却并不如你所想。“自由”的要义远不在于“自由”本身，正如艾梨达的丈夫所说，在于“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担负责任。”大学入学第一课，辅导员便对我们说，你们已是成年人，“要学会选择，并承担后果”。既然从“他由”成为了“自由”，行动便已然“自由”，就不能再对自己的决定反悔，所谓“权责对应”，或曰“自由选择，自由负责”，便是此义。不但不能反悔，还要独立面对自己做出选择后发生的一切。娜拉知道自己可以先“回到从前的老家去。在那儿找点事情做也许不大难”，然后“努力去吸取经验”，使自己真正独立；而艾梨达对爱情只有浪漫的憧憬，却对于未来全无打算。这正可以解释缘何“娜拉走得，艾梨达走不得”——娜拉清楚明白地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晓得“如何使用手中的自由和权利”。

新东方老师常以取笑美国人笨来为学生增长自信。有一笑话，曰，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见一题，一直角三角形，告诉你，两条直角边，一条边长3，一条边长4，问斜边长度多少。果真是笑话么！勾股定理，在我们国家，初一的小朋友都会算！别急，还有一个包袱没抖出来——除了告诉你这些，在那直角三角形下面，人家生怕学生不知道，还把公式也写上了，a² + b² = c²！标准答案里，除了用公式算，还可以用尺子量，美国佬画在卷子上的三角形，就是老老实实按照这个比例画的。

别急着笑。在我们国家，初一的小朋友都会算勾股定理，可是到了大四的大朋友，可能都还不清楚“自由”是什么。虽然“自由”是我们使用的高频词汇，相当于英语里面的do或者have，可是了解“自由”更深层含义的人却不多。在西方，这些理念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早在启蒙时期就已经教给孩子了。

知道了“权责对应”，明白了“自己要承担作出决定的责任与后果”，并且掌握了“使用自由的方法”的人，才懂得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慎之又慎，才会理智的问自己，那个人值不值得爱，与他（她）相爱是否会幸福，而不是一头栽进爱河里，管它春夏与秋冬。冲动的结果是奴役而不是自由，无知的结果只能是伤害自己而不是获得幸福。

艾梨达的丈夫最终重新接纳了妻子，醒悟了之前彼此是如何不了解，他们之间互相多了一份尊重。他们重新展开了生活，并且，明白了婚姻中也“要有自由，并且自己负责任”。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然而，如果艾梨达的丈夫最终不接受她呢？

 

为《实验校园》所作，感谢母校老师给我的知识和视野

2007年12月15日于复旦园

为什么校内这么水？我想很大程度上跟每条留言左边的那张照片有关。让人眼花缭乱的图片使人难以将精力集中于文字——不管是留言者还是阅读者。

我想，如果大家都把图片改成我用的风格，校内就会严肃很多。

把keso的观点应用到校内，很明显，校内无非也就是一个猫扑，大家在这里“扎堆、闲聊、kill time”，“制造热闹，制造口水，制造流量和虚拟的繁荣幻象，却无法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价值。”

sleven去香港两天，回来后在博客上发表了八篇香港见闻录。我记得自己两年前刚来到上海的时候也是一大堆感想，由于自己的懒惰，现在却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现在好了，什么感想都没有。

以前有一个笑话，似乎是说，一个外国人，来中国三天，就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来中国一个月，他打算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来中国一年以后，他什么都不想写了。

读到的时候还是初中，觉得是中国现状的一个绝佳侧面写照，现在想想，这就是人之常情，拿出来当作笑话完全没有意义。一年，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足以从陌生过渡到适应的时间，适应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敏感。经济学中有“边际效应递减”的说法，呆了一年，新鲜感的边际效应曲线就该倒着往下走了，毕竟，时间短的时候处处都是新鲜，时间一场，渗入到生活细节，就完全被“饭里有一根头发”或者“隔壁寝室的人总是在唱歌”之类的小事缠住了。托克维尔在美国呆了9个月，就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至今仍是对美国民主制度最经典的分析，可见思想收获的多少，与时间并不是正相关。时间越久，生活就越趋于日常化、习惯化，就越没有切肤之痛了。

grace借我过一本《苏菲的世界》，其中举过一个例子，看起来很有趣。

有一天早上，爸、妈和小同正在厨房里吃早餐。过了一会儿，妈妈站起身来，走到水槽边。这时，爸爸飞了起来，在天花板下面飘浮。小同坐在那儿看着。你想小同会说什么?也许他会指着父亲说：“爸爸在飞。”小同当然会觉得吃惊，但是他经常有这样的经验。

爸爸所做的奇妙的事太多了，因此这回他飞到早餐桌上方这件事对小同并没有什么特别，每天爸爸都用一个很滑稽的机器刮胡子，有时他会爬到屋顶上调整电视的天线。或者，他偶尔也会把头伸进汽车的引擎盖里，出来时脸都是黑的。好了，现在轮到妈妈了。她听到小同说的话，转身一瞧。你想她看到爸爸像没事人一般飘浮在餐桌的上方会有什么反应?她吓得把果酱罐子掉在地上，然后开始尖叫。等到爸爸好整以暇地回到座位上时，她可能已经需要急救了。

习惯有时会成为障碍。天真的童年，看什么的新鲜，真是好时光。《冰点》98年有一期说语文教育，那些还没怎么上语文课的孩子，就能写出“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的句子，上了语文课，却开始为作文编造故事，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

创造和发现，都在于天性，而非在于训练啊。看到小学生能写出那样的句子，我真有点觉得自己已经老啦。

中午和tina采访校史室主任，为上医80周年的头条补充材料。采访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方告结束，两人的录音笔分别在27分钟和37分钟时就扛不住了，最后一段有关校史的对话无法还原，有些遗憾。

复旦和上医虽然合并，但两校的精神来源是不同的，校风其实也有很大差异，校训中所透出的精神也不相同：复旦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训墙上的字是从右向左排，mignon提到丁耘在一次课上说很多来旅游的人都把校训念反了，可悲可悲）出自《论语》；而上医校训是“正谊明道”，自《汉书》“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重学问而一重为人，互相补充。

去年做《通识教育》杂志选题的《香港中文大学大事记》，收集了很多有关港中大的资料，从手头的资料看，港中大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由原港上崇基、联合和新亚三所学院合并而来，原本就名气相当，势均力敌，谁也吃不了谁。三所书院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影响，才形成了现在同中有异的中大文化。

在上海医学院入口附近的电子信息牌，看到的是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在复旦大学里，却无丝毫上医的踪影可寻。枫林的药学院迁到张江后，校区内只剩下了公共卫生和临床两个学院，难与复旦的强势相提并论。上医的文化与传统，将来是否也会慢慢被复旦的强势文化淹没呢？1+1小于2的例子，在中国已经不少了。

现在复旦大学推行的书院制，目的之一是让不同书院形成不同文化，增加多样性。既然克卿书院是为纪念上医创始人严福庆而设，为什么不为克卿书院增加一个“正谊明道”的院训呢？文化并不一定从无中生有。那些可能即将消失的文化，更是值得我们去传承的。

今天下午军体拳会操，我被辅导员支去想最后汇演的解说词——下面走来的是由06级计算机系组成的十四连。看，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向主席台走来，军营的洗礼坚定了他们的信念，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更激励着他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百度搜到的。就用这个吧。然后开始做自己的事情：读从1998年到2000年的冰点合集，还有处理前几天买了之后没有时间看的南方周末与经济观察。

上面的这些话，今天可以用，十年前可以用，十年后还可以用，郑州十六中可以用，东营市教育学院也可以用。说了就等于没说。3月份时李大同在博客上转载了沙叶新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在香港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提到官场的教条主义，说，“以前领导人在这类场合的很多讲话，有哪几句是出自自己真心的呢？有哪几句是自己的话呢？他们的讲稿，甲领导讲了，一字不改，乙领导也可以用；福建的领导今年讲了，辽宁的领导明年、后年、大后年也可以用。” 

前几天的小会操，从3点多一直会到6点多，毕竟复旦一个年级有近四千学生啊，二十好几个连，一个一个来，得花不少时间。到了5点半多，领导（大约是团长）也看的不耐烦了，或者是饿了，又或者是想上厕所了，就让营长去喊，后面的快一点。原来的正步应该踢三十米远，到最后几个连踢的15米都不到。乱成一锅粥，草草结束。到最后我作为一个伪病号看的也不耐烦了，就去吃饭了。

演戏归演戏，谁会相信，军训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励着他们的学习呢？军训完了，该打CS的还在打，该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还在看。还是铺张凉席，睡厕所里去磨练意志吧。

辅导员cy通知说，男生请假的次数是女生的7倍多，用来说明男生的懒散。实际上这个结论在统计学上并没有任何意义，要知道，计算机系的男女比例超过了7:1。不过，另外一个cy没有发现的数据却很能说明问题：昨天下午的会操，包括我在内的5个保送生请假，大概到了40%的比例；如果单算男生就接近50%。ring是排长，所以还在继续装，他装不下去的时候，保送生男生请假的比例就会超过50%。

保送生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可能是从中学就已经开始了。我在实验中学的时候，可以以计算机竞赛训练或者校报的名义不上自习；另外化学作业也可以不交，按照和化学老师的约定，只要考到一定的分数即可（似乎是100分以上，满分好像通常是110分吧）。我在语文英语课上，最喜欢做的就是读所有非课本的书，开始是王小波和张爱玲，还有许多现在看来可读可不读的书——不过在那时也是必要的积累。后来也开始读文学评论之类，像离开学校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保送大局已定，我就把前桌同学的陈思和《当代文学十五讲》读了一遍，还往日记本上摘抄不少，后来到复旦发现陈思和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颇惊讶了一番。选读教材《语文读本》编的也非常不错，高二上期的语文读本，连《天龙八部》也入选在内。我对王小波的喜欢也是从入选读本的一篇杂文《思维的乐趣》而始的。

我中学生活的主要收获，几乎都是因自己的“无组织、无纪律”而来。所谓纪律，在部队里面是需要，如果滥用，像实验中学那样的搞“准军事化管理”，就完全成为了一种对人的个性的束缚。中国的学生，缺乏的从来都不是纪律。

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甚至可能不是因竞赛而养成，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走“信息学竞赛”这个非常规道路的，大都是特立独行，不愿意在独木桥上挤死的人。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信息学竞赛都不像数理化竞赛那样普及，因此常被视作异端。我初三的时候，班主任就多次要求我退出计算机竞赛，认为这会“毁了我的前途”。我高一的时候在数学竞赛班，班主任也敦促我投入更多精力在数学竞赛上面。其他OI的保送生，大体也有类似的经历。能够顶着种种压力留下的，都是行动上的冒险者。

这两天在做“通货膨胀”的选题，采访韦森和孙立坚教授。问了一个现在看来很傻的问题，“作为微观的个人，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答，“很难通过个人的力量来摆脱涨价压力，我们遇到了就是遇到了，谁也逃不了。”微观，怎么可能有能力与宏观对抗？个人，又怎么可能与体制对抗。保送生，只是一个张开的大网中的一群漏网之鱼。

不过，有这些自由散漫保送生，或许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