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 - 在路上

大概是什么日子要到了，这两天有点忙。尽把自己人往公安局里送，又误会了。

前天两次打110报警，把没有带警证的国保警官送进了公安局。 今天，又三次打110报警，把跟踪我的两个便衣警察送进了公案局。

总结一下，一是上述所涉及的国保也好，公安也好，便衣也好，110出警也好，局里的干警也好，我的行为不是针对你们个人的，就像你们的行为也不是针对我一样，如果我的过失伤害了你们的自尊，我诚挚向你们道歉，误会了。

你们只是执行公务，不管是何种公务，只要是为了生存，就多少可以理解。

要说明的是，我作为一个人，必须维护我的权利，谁也不要逼我。

删博客我忍了，窃听电话我忍了，监视住址我忍了。

可是你们闯到家里来，当着76岁的老妈想威胁我，我没法忍。便衣秘密尾随跟踪，威胁我的生命安全，我没法忍。你们不懂人权，多少也知道宪法吧？你们要听清楚的是：

一、天下是你们的，做事要光明正大。

二、执法一定要守法，要带警证，两天中有五位警员不带警证，两位冒充“公民”。尊重你的职业，在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职业之前。

三、公民不都是软柿子，今天好惹明天不一定好惹。不要吃着拿着还翻脸不认人。

四、不要找我谈话。找别人谈话的经验用在我这不合适，要注意多学习，多上网。

五、程序要清晰，避免被动。以往的经验不好使，要充分吸取上海闸北分局的深刻教训。

六、110出警及时，接话生口齿清晰，有教养，在此表扬，我都爱上你们了。你们留有我的电话，可以私下接触。

七、女警都比男警好，不会是我的弱点又犯了吧。我的世界是倾斜的。

八、还是那句话，这只是你的工作，不要做不该做的事，因为执法不当，丢了工作是小事，损害了党的形象，国家的品质就不好了。

九、再，不要对我有幻想。

十、待续……

*********

准备好了 09.05.28

发件人：地震汶川 <xuesheng512@gmail.com>  查看发件人信息 添加 拒收

时   间：2009年5月28日(星期四) 下午2:19

收件人：

地震汶川 <xuesheng512@gmail.com>



“小心啊！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是别人可能获得、我可以奉献的全部。在需要的时候我不会犹豫，不会含糊的。

如果有什么可以留恋，那就是生命带来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人人平等的游戏，还有随之而来的幻想和自由。来自任何权利、任何方式的威胁，我都视作是对人的尊严、理性的威胁，是对生的可能性的威胁。我要学会面对。放心，我学得很快，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在不久前失去生的权利的那些孩子，他们的群体死亡，帮助我理解了个体生命和社会的含义。

拒绝犬儒，拒绝合作，拒绝恐吓，拒绝喝茶，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可以商量的。还是那句话，不要再来找我，我不会合作，如果非要来，就带上你们的刑具吧。


5.26 部份警员:（官职不分，按出场顺序）
东城分局无证国保：
周富东
东城分局有证国保：
苏军
李利君
北新桥派出所所长
片警 刘义
021053 胡长君
021349 刘建平
张小东
第一次110 出警警员
021321 高顺喜
021890 吴慕戎
警车京A1239警
派出所询问警员
021142 刘  伟
021894 白万华
朝阳国保警官一人，草场地警员一名
第二次110 出警警员两人

【王文華／文】

我在趕些什麼？我耗盡青春用盡全力，拼命追求身外之物，結果我真的比別人有錢、有名嗎？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樂嗎？遠方有廣闊的地平線，為何我還在原地搖過時的呼拉圈？

紐約和巴黎，代表了我人生的兩個面向。紐約是白天，巴黎是黑夜。紐約是前
半生，巴黎是下半場。

三十五歲之前，我認定紐約是世上最棒的城市。我在加州念研究所，畢業後迫不及待地去紐約工作。一做五年，快樂似神仙。我愛紐約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樣：她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文化的中心。豐富、方便。靠著地鐵和計程車，你可以穿越時間，前後各跑數百年。人類最新和最舊、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紐約都看得見。

所以在紐約時，我把握每分每秒去體會。白天，我在金融機構做事，一天十小時。晚上下了班，去NYU學電影，一坐四小時。在那二十多歲的年紀，忙碌是唯一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活著，就是要把自己榨乾，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內外翻轉過來。

 這種想法並不是到紐約才有的。其實從小開始，台灣人就過著紐約生活。紐約生活，充滿新教徒的打拚精神和資本主義的求勝意志。相信人要藉著不斷努力，克服萬難、打敗競爭。活著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權力與財富，是紐約人的兩個上帝。而能幫你走進天堂的鞋，就是事業、事業、事業。

在這種弱肉強食的生活方式，為了保持領先，每個人都在趕時間、搶資源。進了電梯，明明已經按了樓層的鈕，那燈也亮了，偏偏還要再按幾下，彷彿這樣就可以快一點。出了公司，明明已經下班了，卻還要不停講手機，搖控每一個環節。

在紐約，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甚至趕盡殺絕。在紐約，沒有壞人，只有失敗者。

 台灣，是不是也變成這樣？

每一件事，都變成工作。上班當然是工作，下班後的應酬也是工作。有人談戀愛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歡，臉上都殺氣騰騰，準備拚個你死我活。

我曾熱烈擁抱這種生活，並著迷於這種因為燒烤成功而冒出的焦慮。這種焦慮讓我坐在椅子邊緣，以便迅速地跳起來閃躲明槍暗箭。這種警覺性讓我練就了酒量和膽量、抗壓性和厚臉皮。但也養成了偏執和倔強、優越感和勢利眼。在紐約時我深信：能在這裡活下來的，都是可敬的對手。黯然離開的，統統是輸家。人生任何事，絕對要堅持到底。半途而廢的，必定有隱疾。在這不睡的城市，每天我醒來，帶著人定勝天的活力，跟著法蘭克辛納屈唱〈紐約‧紐約〉：「如果你能在紐約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是的，在紐約，現代的羅馬競技場，我要和別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

 這套想法，在我三十五歲以後，慢慢改變。

第一件動搖我想法的，是父親的過世。我父親一生奉公守法、與人為善。毫無不良嗜好，身體健康地像城堡。七十二歲時，他得了癌症、引發中風，經歷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錢、堅信現在的苦可以換得更好的明天。我們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用在紐約拚事業的精神照顧他。但兩年的治療兵敗如山倒，最後他還是走了。父親逝世的那天，我的價值系統崩潰了。我一路走來引以為傲的「紐約精神」，沒想到這麼脆弱。

 不止在病床，也在職場。當我在企業越爬越高，才發現「資本主義」在職場中也未必靈驗。上過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開放市場」、「公平競爭」。大部分的同事都覺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職場上偉大的，未必會成功。成功的，有時很渺小。很多人一輩子為公司鞠躬盡瘁，最後得到一支紀念筆。那些捲款潛逃的，反而變成傳奇。

慢慢的，我體會到：世上有一種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更高、更複雜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種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樂趣。那是衝衝衝
的美式資本主義，所無法解釋的。

 我能在哪裏找到那種公平和樂趣呢？我想過西藏、不丹、非洲、紐西蘭。然後，我注意到法國。

住紐約時，法國是嘲諷的對象。身為經濟、科技、和軍事強權的美國，談起法國總是忍不住調侃一番。法國是沒落的貴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國人傲慢，高稅率讓每個人都很慵懶。動不動就罷工，連酒莊主人都要走上街頭。

搬回台灣後，普羅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蘭西斯‧梅思的《美麗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話打動了我：「在加州，時間像呼拉圈。我扭個不停，卻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陽光下，提著一籃李子，逍遙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 在趕些什麼？我耗盡青春用盡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結果我真的比別人有錢、有名嗎？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樂嗎？遠方有廣闊的地平線，為何我還在原地搖過時的呼拉圈？

當我重新學習法國，我發現法國和美國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國人追求人定勝天，凡事要逆流而上。法國人講究和平共存，凡事順勢而為。紐約有很多一百層的摩天大樓，巴黎的房子都是三百年的古蹟。紐約不斷創新，巴黎永遠懷舊的氣息。巴黎人在咖啡廳聊天，紐約人在咖啡廳用電腦。紐約有人潮，巴黎有味道。紐約有鈔票，巴黎有蛋糕。

不論是政府或個人，法國人都把精神投注在食、衣、住、行等「身內之物」。就讓美國去做老大哥吧。要征服太空、要打伊拉克、要調高利率、要發明新科技，都隨他去。法國人甘願偏安大西洋，抽菸、喝酒、看足球、搞時尚。當美國人忙出了胃潰瘍，法國人又吃了
一罐鵝肝醬。

講到吃，法國有三百種起司、光是波爾多就有五十七個酒的產區。晚上六點朝咖啡廳門口一坐，一杯紅酒就可以聊三個小時。九點再去吃晚餐，一直吃到隔天凌晨。他們在吃上所花的時間，跟我們上班時數一樣。但諷刺的是：他們沒有「AllYou Can at」。

吃很重要，但也要會挑時間，朋友介紹我去試一家法國餐廳，提醒我他們禮拜二、四晚上休息。「為什麼？」我問。他說：「因為主廚要回家看足球。」

聰明的主廚懂法律。法國法律規定一周工作最多三十五小時，大部分的人一年有五周的假期。而美國人把加班當作自己有價值的表示，度假時還拿著手機回E-mail。法國人比美國人會玩。每年六月的巴黎音樂節，從午後到深夜，幾百場露天音樂會在各處同時舉行，人多到地鐵都暫停收費。每年十月的「白夜」，平日入夜就打烊的店面，徹夜營業到清晨七點。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在塞納河右岸布置了三段、總長一．八公里的人工海灘。細砂、吊床、躺椅、棕櫚樹，自然海灘有的景致這裡都有，讓沒有錢去海邊度假的民眾，也可以享受到海灘風光。

當然，法國這麼深厚的文化，不可能只從吃喝玩樂而來。美國人讀書，為了考證照。法國人讀書，為了搞情調。每年十月的讀書節，大城市的火車站滿滿民眾輪流上台朗誦詩句。書店營業到天明，整晚有現場演奏的樂曲。「美食書展」選在銅臭味最重的證券交易所舉辦。小鎮展的書直接「長」在樹上，讀者必須爬到樹上，把書摘下來品嘗。

 一直跟著美國走的台灣人，會心動嗎？

我心動了。十一月我到巴黎，一位法國朋友來接待我。臨走前我問他：「明天你要幹嘛？」

 「我要去銀行。」

 「然後呢？」我問。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對我來說，「去銀行」是吃完午飯後跑去辦的小事。對法國人來說，這是他一天全部的行程。法國人總是專心而緩慢的，每天把一件小事做好。

這樣的生活，對美國或台灣人來說，實在是太頹廢了。的確也是。法國失業率接近10%，高稅率讓雇主寧願打烊休息，免得幫員工繳稅。巴黎鬧區紙醉金迷，但郊區的少數民族卻沒有工作機會。這些都是黑暗面，但對於每日被強光烤焦的台灣人，陰暗也許提供了喘息空間。生命的終點都一樣，有錢人的喪禮只是比較多人上香。不斷的追趕只是提前衝向謝幕，為什麼不把時間花在慢慢為生命暖場？

你不需要一輩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你可以偶爾伸伸懶腰、安步當車。

我從巴黎回來，台北並沒有改變。關了許久的手機再度響起，一通電話找不到我的人會連續狂call十通。和朋友見面，他很關心地問我：「好了，你現在工作也辭了、歐洲也去了，接下來有什麼projects？」

「Projects 」？多麼紐約的字眼。

我真想說：「好好生活，不就是人生最大的project？」但我知道在熙來攘往的台北街頭，在不到四十歲的年紀，這樣說太矯情了。況且，我今天之所以有錢有閒享受法式生活，不也正因為我曾在美式生活中得到很多利益？我仍熱愛工作、熱愛紐約，但已不用像二十歲時一樣亦步亦趨、寸步不離。

所以我說：「我還是會早起，白天努力寫作。但到了晚上，我想關掉手機。」

 世界少了我，其實無所謂。但我少了我，還剩什麼？

他笑一笑：「你這是用紐約來過白天，用巴黎來過黑夜。」

唉，他講得真好！這應該是一個完美的妥協吧。也許有一天，我能創造自己的「白夜」，讓白天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但我還沒到那個境界。

 「明天星期一，你要幹嘛？」他問。

 「我要去銀行。」

 「然後呢？」

 我張大眼睛，停頓了一下。

 「然後呢？」他追問。

 「然後我會摩拳擦掌，認真地寫一篇文章。」

这几天香港艺人陈冠希和众女星的性爱自拍曝了光，忙坏了香港的传媒警方，更让全香港影剧圈陷入一阵风暴，骚动阵仗不下於当年台湾的璩美凤光碟案。只是这回不同的是，人物主角们皆年轻化、偶像化，画面也非当年那枚固定沉闷的针孔偷拍摄影机可比拟的，掌镜者本身即是电影小生男主角，主人翁亲力亲为担任导演兼摄影师，试问最近还有什麽Ａ片能比这「好看」？而且话题牵连只会更广，且更具爆炸性。

　　其实在这科技发达兼资讯爆炸的社会，每过一阵子我们就得面临名人性爱照片光碟疑云的诱惑和考验。不管淫照或***当前，旁观者美其名是赶流行不落人后的了解现况，其实无论男女，底层的欲念似乎永远摆脱不了种种好奇与偷窥的意淫，再延伸至个人收藏的成就感和话题的参与度。

　　只是大对众陈冠希系列影像的本质消费行为不同於观赏A片，大部分人免付费观赏，消费项目不再是AV的职业演出，而是艺人们的真情投入，人人内心的那股「贪便宜」的「卯到」心态昭然若揭。看饱后除了对明星的表现兼私生活操守一阵挞伐批评外，然后没事般的擦嘴抹净，留下的只是当事者身受的无穷苦痛。

　　我们在消费的是什麽？是一对年轻男女在某时某刻的真情大冒险，当他们一对一用摄影机见证彼此肉体与信任的性爱试探，大夥却在几年后成为共同的旁观者。与其说是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不妨定位为期约的剥削｜｜任何的偶像艺人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在摄影机前演出，只是这回的跳tone表演成就了最可观的票房成果，演出者却一毛分不到，顺道赔上了经营许久的演艺生命，还有难以评估的社会成本。

　　然而两情相悦下，性的本身并不是罪，罪恶的反是扭曲的人性所操控的那?大怪兽，道德的面具反成为邪恶的利器工具，引发众人茶馀饭后兼床第间的笑话，正一刀一切的凌迟着那些当事人，造就了真正的不道德。

　　也有不少人跳出来指责陈冠希，却忘记我们人人皆是或曾是陈冠希，想要、想玩、甚至轻率到最好不用背负太大的责任，却想拥有片刻所有的欢愉。显然人类是健忘的动物，许多年过去了，璩美凤还算是正向的活体教材，大家似乎仍领会不到什麽，只是把她当成光碟案的经典符号。

　　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陈冠希。自诩为一个汲汲追求的猎人，也许在某个当儿，成为别人眼中可口的肥羊，接着成为被打的落水狗而难以翻身。所以，如果各位正从转载那些私密照中真的获得莫大的乐趣，就心态而论，恐怕连事发前的陈冠希都比不上，又有什麽资格再去对这些艺人品头论足呢？ （来源：中国时报）

原文：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2/others080212za.shtml

这件发明约略始于魏晋。据《荆楚岁时记》转引《神异经》载，它的最早用途是驱鬼，希图借着雷霆之声吓破山间魑魅的胆囊，也好壮壮行路人的胆色。考证《岁时记》和《礼记》，这种高调的手段起于齐桓公，当时诸侯都在庭院中点上大烛，估计一来能显现威严气象，二来也震慑宵小魑魅。后者实属“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在整部《孙子兵法》中最令古人向往。

转载自：爆竹与国朝兴衰http://www.douban.com/review/1298866/。前半部分写的尚可，到后面就开始胡扯了。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在吴晓波的博客上看到的一首小诗。看到两种翻译，都挺美的。

其一：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by 覃里雯

其二：倦爱树幽美，林深不知处，惜吾未践诺，何惮万里行。by 章异人

一诺千金，此话不假。可以是对别人的承诺，也可以是给自己的承诺，一旦许下诺言，便要付出所有、抵制诱惑，去实现它。

它不是外界强加于己的责任，而是由己心生的选择。遵守承诺，实则是尊重自己，真正把自己当成天地间一颗宝贵的生灵，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再次是尊重别人，尽己之力兑现承诺之事，人与人间的平等与尊重便在其中。

吴晓波为了三年前给自己许下的承诺而忙碌，在每一个疲倦之夜不忍睡去。对一个疲倦之人来说，床的诱惑力是无穷的。而他可以用强大的意志力顶住床以及其它的种种诱惑，让我倾佩。或许，这就是诺言的力量。而诺言的背后，是一个完整、自重、自尊的人。

我也渐渐明白，那所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期待都束缚不了我，只有对己对人的承诺才能给我最强大的压力与动力。

　　***／华文世界非常广大，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也曾与历史的变革紧密互动，但它也四分五裂，隔著巨大的墙。打破这堵墙的***，是华人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是华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份跨区的华文刊物。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两个问题就被含蓄地突显出来了：一是，什么是华文世界。一是，华文世界其他的刊物为什么不跨区？不跨区，又代表了什么？
　　当我在为今晚的小小演讲作功课时，我问自己：身为一个父母来自中国大陆但是自己生长在台湾的知识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华文世界”这个概念的？
　　台湾被海环绕，但是海，对于长期被“戒严”的台湾人而言，并不意味著万商云集、海阔天空，反而意味著封锁和孤立，在自我意识中，台湾和香港，台湾和大陆，大海如天堑，都是隔绝的，可能还不如台湾和美国来得近。对于香港人，可能伦敦也比大陆或台北较近。
　　一九七五年到美国留学，看见了唐人街，是第一次认识到，和自己同种族同语言同文化的人，却竟然可以不同国。看见唐人街上走著的人，觉得熟悉又亲切，可是仰头看看广场和牌楼，又觉得非常陌生，因为那种风格，不是台湾的，却又说不出它是什么。一直到三十年后我真正认识了香港，才发现那个风格的出处。
　　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九零年代初，才认识到，你不能称他们为“华侨”或“侨胞”，因为他们是别国的公民。当时很惊讶，于是开始思索：是啊，你想，法国人会称魁北克人为“法侨”吗？德国人会称瑞士人为“德侨”吗？这个“发现”，当时很震惊，因为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里，从来不曾有这样的省思。震惊之余开始审视：那么我所接受而从未怀疑的视角，是个什么呢？
　　那当然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由北向南、由上往下俯视的角度，从而得出一个观察：“胞”这个词，有时候用来称呼彼此，通常也暗示“有难”。譬如爱国青年在上海街头为难民募款时大喊，“同胞们”，或者领导人说，“全国军民同胞们”。有时候，“胞”却是拿来称呼别人的，而凡是冠人以“胞”的，都有一个“俯视”的角度。台湾人称原住民为“山胞”，大陆人称台湾人为“台胞”、香港人为“港胞”、澳门人为“澳胞”，大陆人和台湾人合起来称东南亚华人为“侨胞”，都有一种从中心看边陲的礼貌。中华民国人长期称大陆人为“大陆同胞”，是因为仍旧抱持著「中央”的心态在面对需要被“拯救”的“沦陷”的大陆。
　　现在情况改变了，“大陆同胞”这个语汇也消失了。生活过得去的，称那过不去的人为“难胞”，伸出救援的手。那被人家“匿称”为“胞”的，除非落难需要拯救，否则心中有所不安，恐怕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谁都不愿被人俯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给的震撼教育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地理和历史认知上的盲点。我一点一点累积自己对东南亚华人的认识。零六年在砂劳越，到了诗巫，发现诗巫大多是福州人，而且基督徒多，我很惊讶。做了一点功课，发现，那开天辟地的人叫黄乃裳，黄乃裳是什么人？
　　黄乃裳(一八四九—一九二四)是福建省闽清县人，十八岁就信教，虔诚传道之余，也关切新政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康梁逃亡国外，黄氏也去国南游，认识了砂劳越王布鲁克（Rafah Brooke），后者邀请他到诗巫（Sibu）垦荒。黄乃裳沿拉让江勘查之后，认为可行，于是回乡招募大批福建美以美会信徒，总共一千一百十八名男丁加上数百家属，飘洋过海，到砂劳越开荒垦地，建立家园，建立教会与学校。卫理公会（即美以美会）就成为当地最大的教派。
　　我也明白了当时的“垦约”条件。
　　根据合约，砂劳越政府须给予垦民贷款（成人每名三十元，小童每名十元）以及负担部分船费（每名五元），垦民到达后，政府准在拉让江两岸的新珠山、黄师来等地给予耕地（每一成人三亩，二十年内免税），二十年期满后，由政府发给地契，每亩一年完税一角，将来政府如需用移民耕地，须出相当价值收回，以偿移民损失。
　　我还发现，黄乃裳和连横（连战的祖父）是好朋友。一九零五年，连横来到厦门，和黄乃裳一起创办《福建日日新闻》。连横任主笔。
　　我更惊奇的是，黄乃裳和中国近代史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一八九五年在北京“公车上书”的举人之一，他在福州创办福州第一份报纸《福报》，鼓吹新观念。一八九八年，参与康梁的百日维新，事败后第二年，到新加坡，任《星报》主笔。一九零零年，到了拉让江畔，成立“新福州开垦公司”，十邑移民分三批到达，总共一千六百人。一九零四年，他触怒了砂劳越政府，被驱逐出境，经过新加坡，认识了孙中山；回到福建，在厦门和连横共创《福建日日新闻》。零六年回到新加坡，加入同盟会。零七年发起潮州黄冈起义。
　　我看得目瞪口呆，我所邂逅初识的诗巫，竟有这样一段鲜活立体的近代史，有这样精彩的开拓人物。一九零零年一千六百个福州移民初抵蛮荒，黄乃裳是跟著第二批移民，大约五百多人，一起抵达诗巫的。拉让江岸上有百人迎接，五百人一上岸，踩到土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历史，多么有震撼力的景象，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史，也不过如此吧？为什么知道的人那么少？为什么没人把它写成小说？为什么没人把它拍成电影？为什么它不在我们的小学历史课本里？
　　事实上，这些壮丽的历史，非但东马砂劳越的华人本身不见得都知道，西马的人也不见得知道。更别提境外的新加坡、或香港、台湾、大陆了。我慢慢地发现华人世界里区与区的隔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报纸是彼此不过边界的。香港人一般不会在报摊上买台湾的报纸，台湾人不会看香港的报纸。大陆人，很多人以为“港澳”是一个地名、一个地点。
　　一位知名的上海学者，当我告诉他香港和台湾之间彼此的陌生和隔绝，他大吃一惊，因为，在大陆，“港台”是一个概念、一件事。也就是说，大陆对港、澳、台，只有非常肤浅的认识。没有任何境外的华文媒体进得去大陆，大陆的刊物，出来得也稀少，即使出得来，看的人寥寥可数。
　　这种划地为限，在欧洲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巴黎、柏林、伦敦、罗马的街头报摊，绝对买得到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的报纸；在同一个德文世界里，苏黎世、维也纳、柏林分属三国，但是三国的报章杂志是相互流通的，读者重叠，作者跨国，文化界、知识界不被国界划分。相较之下，你说华文世界非常广大，是的，它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华文世界其实也没那么广大，因为它是四分五裂、互为沟壑的，在区与区之间、国与国之间，隔著巨大的墙。
　　作为卖字维生的作者，货物不流通是有优点的，一篇文章在隔离的各区各国刊登，可以一稿多投，一文多金。
　　但是我多么向往一个没有墙的华文世界。走在北京、台北、香港、澳门、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的大街上，可以在花花绿绿的报摊上随意买到当天的任何一个华人城市的报纸。北京的读者细读台北的社论，台北的作家写稿给上海的杂志，香港的评论家在辩论马来西亚的问题，新加坡的编辑在向吉隆坡的专栏作家约稿。
　　可以确定的是，华文世界在文化上要真正的生机充沛、创意奔放，在思想的深刻上要真正的扎根，从而提升华文世界在全球文明上的份量，也就是说，让华文世界不仅只是自得于“大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崛起”，而是在文化和文明上累积出足够的能量，对世界人类的总文明有所贡献，那只有在区与区、国与国之间有大量思想交流和撞击之后，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前的创立，是有远见的；它能屹立二十年，更是一件令人珍惜的事，是华人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编者按：这是龙应台教授在***二十周年庆祝晚宴上的演讲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现在经常听说，七十年代的浮出水面了，当官了、出名了、发财了……这些馅饼还没掉在我头上，可是作为七十年代最老的人，听了还是高兴，好像有了靠山。一九七三年出生的董泽恩、一九七四年出生的董泽智，是七十年代的中坚，和上面所说的人比，有点另类，这对贫民兄弟走完了艰辛的大学路后，辞职办起了国内第一所贫民私立学校——晋博学校，“为了让因为上不起学面担惊受怕的穷孩子不再害怕”。
    残酷一点，可以说，靠董氏兄弟挣的那几个钱，晋博学校挣不了多久；只有精神，学校的老师是活不下去的。这个简单的道理董氏兄弟一定想到了。晋博学校怎样才能活着、壮大，我不清楚，除了苦挨，我想董氏兄弟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这样，理想主义者的决心与困我又真切地体会了一次。这真是一个悖论，正因为去为不可为的事，理想主义者才成其为理想主义者。为可为之事，那是现实主义者；可是我们又不能没有理想主义者。童氏兄弟的弱势关怀，你可以不喜欢，但不能说它不重要，没有弱势关怀的社会，是人呆的吗？
    捷克有个作家叫做伊凡·克里玛，这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祖国失去自由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他拒绝了主人的挽留，回去了。理所当然，失去了工作，短期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助手、自由撰稿人，这些是他解决生计的途径。克里玛身陷绝望的爱，带着宿命的凄婉，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身不由己，才真正体现出了一个人和他的民族割舍不了的情感。如果我的民族灭亡，我要感到死的痛；如果我的民族下地狱，我要感到烧的火。我绝望，但我要体会这绝望；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但我接受这命运。
    克里玛看不上同胞昆德拉的作品，认为他写的捷克人不真。众所周知，昆德拉主要作品完成在远离苦难的外国。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那些从苦难中提炼出来的思想，昆想拉确实是想不到的。他认为，不幸的捷克产生了个“阴谋集团”，它并不是某种秘密犯罪组织，这个集团中没有一个人——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大多数人有犯罪意图，他们也不是有意要堕落。但他们确实过着堕落的生活。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平凡的普通的人，没有得到会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思想和目标，他们也缺乏人格力量独立去发现这种思想和目标。这些失败者就这样形成了—个团体。理想主义者在这个庞大的团体——几乎和公民数量一样庞大的团体——的眼里，就是一个傻子。由这些傻子去发现、保存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思想和目标。董氏兄弟就发现和保存了些什么，七十年代的，也有了“傻子”，我终于相信，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要放在我们肩上；准确一点的表述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可以找点有价值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肩上。

《来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52~153页。

    我的肩膀和脖子部位出了问题，经常酸痛难忍，我觉得是长期伏案阅读写作的原因——这样形容使我恍如老作家，其实不是，我只是个爱好文艺的上进青年。我老婆则认为是打盹造成的，每晚七点来钟，只要让我坐在某个地方，忽然之间，我就会像被AK47扫射了一梭子那样彻底瘫掉，进入深度睡眠，半个小时后才悠悠醒来。即使有这么大的分歧，她也不否认阅读在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虽然我的学问还没高深到得肩周炎的地步。
    我认为，阅读的爱好是建立在“害怕缺损心理”之上的，据说，男性在购买书籍时浪费的金钱远远高于女性在购物冲动时的损失。只要到一个读过几年书的人家中，会发现他所拥有的书籍恐怕一辈子都读不完了，可是他还要持续不断地买书，而且只买不读的人不在少数，他要以书本群的庞大物理形态震慑你。读不完还要买，这似乎是个悖论。考虑到害怕缺损心理就好理解了，一个女性宁可储备二百套时装为了某个时间段急用，比如说，到南极和火星人约会，虽然概率近于零；一个男人储备书的心态也近似，总认为将来有心情有精力有智慧读完所有的书，或者，认为自己必写巨著，总是要把它们引用一个遍的。这个想法极其愚蠢。是意识得到而又不会抗拒的愚蠢。我有段时间疯了似的住家搬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名著，包括维特根斯坦动用了数学工具的《逻辑原于论》——可以肯定，它我永远看不懂，那些没有阅读障碍的，也得三月半年才能啃一本，买的时候，心里知道是读不完这些书的，可是，这么好的书，家里怎能没有呢?
    如果不能抗拒一件愚蠢的事，那么这种愚蠢就有它的合理性。已有的再完美，人也不会放弃在未知中找更完美的完美。在读完一本特别喜欢的书时，叹为观止，想：这样的书，应该不间断地读它三五遍，可是手又伸向了那些没看过的书了。也就是说，人的思想需要未知的围绕和引诱，体现在阅读上就是架上一定得有新鲜的书在静候。有些动人的书而你又没有，未知和美一起放蛊，魔力宜入心脉．难受得很。
    害怕缺损而又有沉人未知的欲望，这种普遍存在的阅读习性，在网络中有进一步的张扬，它能提供足够多的电子版书。我在阅读习惯还是遗老遗少在纸版书上，但近来反复看的几本书都是在网上找到的：罗素的《哲学问题》，在上海的妹妹隔段时间就到福州路上去找，影都没有，最后在黄金书屋找到下载了；杜伦马特了不起的中篇《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好像是在亦凡书库找到的；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天天泡在网上的朋友从网络的旮旯里替我找出来的。还有一些书，就不告诉你了，求我都不告诉你。这些从网上找来的书，我都打印、装订起来了，以最传统的体态阅读，可这
体态是虚伪的，它是由网络的丰富性撑起来的。阅读是惧怕匮乏的奢侈习惯，网络助长了这种奢侈。
  
《来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37~138页。

    我每天做三百个俯卧撑，每周打一个下午羽毛球；戎烟，少酒，喝牛奶，吃维生素片。总之，过着一种道貌岸然的生活。由于脱离以前烟酒无度、饮食散漫的主流生活圈，朋友们开始鄙夷我。这改变不了我下的决心，即使众叛亲离，我这辈子一定得活到一百九十六岁。这对现代医学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想活这么长，总有原因的。不是为了权力，早已没了终身制；不是为了性，即使有“伟哥”，上了百岁，恐怕也是欲振乏力；当然更不是为了退休金，我怎么忍心把国家财政搞垮？我是被逼的，详情听我细细道来。
    我以前不读书，还认为自己特聪明；偶尔翻翻书，却觉得聪明之道就是立即合上书。王小波死了后，我把他的书读了一遍，开始觉得自己笨，还不如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我和其他聪明人一样，靠的是虚荣心过活，一觉得笨，就像被点中死穴。我只好把王小波推祟的人一一找出，先是杜拉斯，再是奥威尔，最后到了罗素。沾上罗素，我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他十五岁思考哲学，在日记中理性地否认了宗教教条。我今年快三十了，还没思考过哲学。而立之年的罗素已经在写《数学原理》了。
    智慧的王小波活得不长，这多少给我们留了机会，我们的时间也许比他多，比他笨，我们可以活得长长的，慢慢琢磨，说不定能赶上呢。可是罗素却从一八七二年活到了一九七〇年，九十八年。一点机会都不给。罗素十五岁的东西我要三十岁才懂，依此类推，我只有活一百九十六岁才算完成任务。《我的哲学发展》里，罗素得意洋洋地在每一章宣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也是他想出来的那也是他想出来的。我气得差点哭出来，老头，你还让不让人活？不幸的是，我即使活得再长，罗素的一些东西，我永远懂不了，比如《数学原理》。罗素说，只有六个人看懂了这本书，其中有三人被希特勒清洗掉了。这就是说，我的智力无法企及全部的罗素。活到一百九十六岁，还要恨恨而死，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亲近智者的最大好处是觉得自己白活了，或者，即将白活。智慧显然不应该只有这么尖刻的讽刺功能；一些太聪明的人强化了这一功能，对后来者太不友好。当然，有人一着急就能搞出点自己的东西，就不会有被罗素之流嘲笑的感觉。王小波一看到《情人》和《一九八四》就着急，结果就搞了个《黄金时代》。如果埋怨罗素，他也许会说，我的话本来就是说给王小小波这类人听的。那倒也无话可说，悔就悔当时不知深浅沾了智慧的边，弄得现在自怨自艾。
    网上王小波和罗家的网点，不管懂不懂，都在我的收藏夹里。我的壁纸也是他们两个的照片，看着他们似笑非笑的样子，我是有点意见的：你们坏了我快乐逍遥的无知生活，把我逼得活到一百九十六岁，还好意思笑？

《来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06~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