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 - 在路上

文图。信息安全。Rijndael算法。课本。

看了一遍。没看懂。

又看了一遍，又没看懂。

吃了饭，怒了。上网搜该加密算法的英文文档，瞬间就懂了。

能把中文写的比英文还难懂。真是不错。不错到家了。浪费了爷爷两个小时。

子说的对啊！

今日中国民乐文化，上去演讲的人无趣的很，要么是“国旗下的演讲” ，要么是爱国的“沙文主义”，要么就是都市夜话女主播，满口道德批判，满口自吹自擂。看不下去了，上去将其观点一一反驳。看来老师没听懂，说我没有逻辑。好吧，你不在我的Context里面，你当然听不懂。

（以下为牢骚，请略过）动不动就说政府要向中小学普及民乐教育啊，媒体要有责任感，增加宣传力度啊。言之凿凿，却经不起任何推敲。民乐要保护，好吧，水资源也要保护，小狗小猫也要保护，什么都归政府管？政府又不是你爸你妈，管的了吗，你干什么吃了。还让教育 部去推广，jyb还不够败类吗？减负、研究性学习、素质教育，不都搞了？现在怎么样？还有人听完我的话不服，给我论证政府推广民乐教育的可行性。政府干什么不可行？政府说全国人民都只能生一个，都可行了，政府让全国人民“斗私批修”都可行了，有什么可行性的问题？只有政府长大脑了，公民都没长吗？你觉得你的民乐优越高尚，你就高尚去好了，不要把自己看太高，以为自己可以“启迪民智”，让人民都听你的。

媒体管，去您妈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不是哲人王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傻B起码去看完西方哲学概论再跟我讨论），什么都往责任感上套，责任感又不是鸡巴。不说明自己的合理性，先把媒体放到一个道德劣势的地位去抨击，这不就是“文革”里的逻辑吗。我原来不相信，可是我现在不得不相信，只要有人发动，中国完全可能再来一次文革，中国的大学生都是一群傻逼，都是自己站在道德最高点上去职责别人。——什么时候，中国的大学生能够少说点P话，能够有点起码的头脑，有点起码的公民意识，有点起码的赎罪感，大国就勃起了。可惜看不到希望。（牢骚完毕）

几日前，受“论美国的民主”中一些论点的影响，在饭否里写下这样一条消息，“ 人与人对话的可能性在于共识，在于他们共同认可某些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这个基础，我说地球是圆的，你也要反驳我。”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你说，我怎么跟“国旗下的演讲”去讲道理？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理他，他说他的，你抄你的实验报告。

让我欣慰的是，在台上与台下几位目光交流，看来还是有听懂了的，也算没白扯淡一通。

此文是冯老师约我为《实验校园》所写杂文，本期二版专题曰“青少年男女交往”，能在校刊上讨论这个问题，是个不小的进步。不过，我以为，“早恋”话题本身却很无趣——这本来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词汇。肖复兴80年代写作小说《早恋》，如今，当时的少男少女已经成了我们的父亲母亲，老师校长，然而，20年间产生的无数讨论，没有对这个问题产生任何推动。“早恋”是教育问题的子问题，教育问题无解，“早恋”也就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既然怎样都不能“名正言顺”，就不要试图说服他们了。偷偷地做就好了，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不是要看成绩单吗？就让他们看你的成绩单，要知道，你的成绩单比他们的工资单还重要，给他们吃了这颗定心丸，还怕他们碍你的事？“早恋”，只是孩子要和家长、老师玩的猫捉老鼠游戏的一幕罢了，核心问题，说大了，是“要民主，要自由”的问题。但是，“要民主，要自由”的前提是对“何谓民主、自由”有清晰的认识，否则，要来的“民主、自由”，便不是“民主、自由”，而只能是从一种奴役转化为另一种奴役。写这篇文章，把我上大学以来收获的对我来说有启蒙意义的观念诉诸文字，对自己是一个总结，又能把这些稍微成熟一些的想法传递到中学里，也许对他们来说也会是一种收获。以下是正文。

上海一个有名的记者杨海鹏，他的女儿刚五岁，叫芷湄。逛公园，芷湄的眼睛一直盯着不远处长椅上的一对情侣，面露诡笑，说，“爸爸，你看呀，那是爱情片。”又跑到那情侣面前，冲男的说：“你这样做不好。”男的楞了。“你一边抽烟，一边亲大姐姐，很不卫生的。”男的下意识地把烟扔了，芷湄却还逮着不放：“这地方是公园，不能乱扔东西，快快捡起来。”这对情侣好不尴尬，落荒而走，走出不远，又突然同时暴笑起来。芷湄面露窘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爸爸呀，我做的不对吗？”

跑题了。我们的话题本来是“青年男女同学交往”，你看，五岁小孩都能说的那个词儿，到了咱们这儿，就变成了echo的歌，“爱情不能说，一说就是错”，于是才有了这个比它长了四倍的词儿，含义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爱是“无声无息”，爱却“无边无际”。别以为小孩子就不懂“男女同学交往”这回事儿，一天，五岁的小芷湄就对爸爸提出，“我和我们班顾卿云有了爱情，想结婚”。

大人管这叫“早恋”，不但“说三道四”，还“横加干涉”。我们反驳，别拿早恋不当爱情，别拿青春不当思想。

戏剧大师易卜生一生所写戏剧中，最著名的是《玩偶之家》。常被丈夫唤作“小鸟儿”、“小松鼠”的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生活了八年，突然醒悟过来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别人怎么指挥，她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不愿意再在丈夫的“保护”下生活，对着丈夫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门“砰”地一响，剧终了。

我们看到的是一百年多前的剧本，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自己——这场戏剧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把“娜拉”换成“我”，把“丈夫”替换成我们的“父母”，于是，娜拉的“不自由”便转换为我们的“不自由”，娜拉的“渴望独立”便转换成我们的“渴望独立”，娜拉的摔门而去便转换为一个叛逆青年的离家出走。戏剧巨匠易卜生摇身一变成了郭敬明，青春痘文学作家是也。

易卜生却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作《玩偶之家》九年之后，易卜生又创作五幕剧《海上夫人》，说的还是“离家出走”——女主人公名叫艾梨达，年轻时期与一个陌生人相爱，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艾梨达为了生计，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医生，生活五六年相安无事，“陌生人”却重新出现，要艾梨达嫁给他。艾梨达苦苦向丈夫争取的自由身在最后一刻获得了丈夫的许可，“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担负责任。”艾梨达听了这话，却不走了。

不看《海上夫人》，就读不懂《玩偶之家》。《玩偶之家》的狡猾之处就在于，门“砰”的一响，就结束了。像听完每个意犹未尽的故事一样，我们忍不住发问，“那后来呢？”不错，这正是胡适之、鲁迅先生曾经呐喊的问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讲演，题曰“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设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鲁迅告诉你，娜拉还要有钱。这道理我们也知道，离家出走，谁能不带够网吧的上网费？为避免对鲁迅先生的误读，有必要指出，鲁迅在后面有更深入的阐发，因为与本文无关，此处按下不表。钱可以让娜拉出走之后更有底气，但不可使娜拉获得自由，如果只有钱，娜拉即使不再是她丈夫的玩偶，仍要变成金钱的奴隶。同样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有钱就恋爱了么？有钱就自由了么？不然。

易卜生在《海上夫人》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为什么娜拉走得，艾梨达却走不得？清楚娜拉和艾梨达的分别，我们才有进一步讨论“恋爱自由”的基础。娜拉是理智的，她明白自己出走的目的，是因为她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人”，而丈夫认为她“首先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正是因为她“想做一个人”，她决定和丈夫分手。她对离开丈夫的目的有着清楚的认识，“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得一个人过日子，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待下去。”此外，她还清楚的知道离开丈夫可能带来的后果，“要是一个女人象我这样从她丈夫家里走出去，按法律说，她就解除了丈夫对她的一切义务。”也就是说，即使饿死在大街上，她的丈夫也不再需要为此负责。正是考虑清楚了所有后果，娜拉才决定出走。

纵然如此，无数学者仍然认为娜拉的出走是个无解命题，譬如鲁迅先生就认为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经济学者汪丁丁面对由“娜拉出走”引申出来的教育学问题，同样犹豫了——“假使寻不出路，鲁迅反对做梦。我不能断定我自己的态度。假使无路可寻，或许继续做梦也是好的？”

这些更深层的追问我们在这里只好选择暂时放弃，因为这实在不是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可以完成的任务。如果你感兴趣，你很容易根据我提供的信息搜索到有关的文章。

在《海上夫人》中，那“陌生人”对于艾梨达是一个象征，是“爱情”的象征，由于她受到婚姻的约束，不能去与“陌生人”相恋，她便以为那“陌生人”也即是“自由”。然而她一旦获得自由时，却发现自己马上要和“陌生人”一起漂泊海上，而自己与那陌生人除了萍水相逢之外再无半点了解，她以为“获得自由”便是获得了幸福，在获得自由时却发现她对掌握了自由之后需要面对的世界竟无半点知识。于是她只好选择留了下来。

可见，我们经常把“自由”当作目的，“自由”却并不如你所想。“自由”的要义远不在于“自由”本身，正如艾梨达的丈夫所说，在于“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担负责任。”大学入学第一课，辅导员便对我们说，你们已是成年人，“要学会选择，并承担后果”。既然从“他由”成为了“自由”，行动便已然“自由”，就不能再对自己的决定反悔，所谓“权责对应”，或曰“自由选择，自由负责”，便是此义。不但不能反悔，还要独立面对自己做出选择后发生的一切。娜拉知道自己可以先“回到从前的老家去。在那儿找点事情做也许不大难”，然后“努力去吸取经验”，使自己真正独立；而艾梨达对爱情只有浪漫的憧憬，却对于未来全无打算。这正可以解释缘何“娜拉走得，艾梨达走不得”——娜拉清楚明白地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晓得“如何使用手中的自由和权利”。

新东方老师常以取笑美国人笨来为学生增长自信。有一笑话，曰，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见一题，一直角三角形，告诉你，两条直角边，一条边长3，一条边长4，问斜边长度多少。果真是笑话么！勾股定理，在我们国家，初一的小朋友都会算！别急，还有一个包袱没抖出来——除了告诉你这些，在那直角三角形下面，人家生怕学生不知道，还把公式也写上了，a² + b² = c²！标准答案里，除了用公式算，还可以用尺子量，美国佬画在卷子上的三角形，就是老老实实按照这个比例画的。

别急着笑。在我们国家，初一的小朋友都会算勾股定理，可是到了大四的大朋友，可能都还不清楚“自由”是什么。虽然“自由”是我们使用的高频词汇，相当于英语里面的do或者have，可是了解“自由”更深层含义的人却不多。在西方，这些理念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早在启蒙时期就已经教给孩子了。

知道了“权责对应”，明白了“自己要承担作出决定的责任与后果”，并且掌握了“使用自由的方法”的人，才懂得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慎之又慎，才会理智的问自己，那个人值不值得爱，与他（她）相爱是否会幸福，而不是一头栽进爱河里，管它春夏与秋冬。冲动的结果是奴役而不是自由，无知的结果只能是伤害自己而不是获得幸福。

艾梨达的丈夫最终重新接纳了妻子，醒悟了之前彼此是如何不了解，他们之间互相多了一份尊重。他们重新展开了生活，并且，明白了婚姻中也“要有自由，并且自己负责任”。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然而，如果艾梨达的丈夫最终不接受她呢？

为《实验校园》所作，感谢母校老师给我的知识和视野

2007年12月15日于复旦园

发信人: stevenshen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信区: FDU_C.S.
标  题: [转载]文科楼逃生记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7年12月12日17:51:11 星期三),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Undergraduate 讨论区 】
【 原文由 NineEveryday 所发表 】

【 以下文字转载自 Graduate 讨论区 】
【 原文由 still 所发表 】

    下午一点半，文科楼十楼。
    当电梯里闻到焦乎味的时候，谁也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很小的电器短路。
    当有人说“那边”起火了，我只是觉得好玩，生平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房屋起火。
    当有人喊着“请撤离”的时候，一切终于变得严肃起来。我急忙忙收拾书包，准备从

安全出口下楼，心里还想着这节课大概不用上了。此时的心态可以说有一些窃喜，有一些

好玩刺激，又有一些紧张害怕。
    灾难到来之前，无知的人们总是把一切当成儿戏，把死神的威严踩在脚下，吐口唾沫

，说：别跟这儿吓唬我！
    然而当灾难真的出现，等着大多数人的就是屁滚尿流，眼泪横流，歇斯底里了。
    回到正题。
    我们出了办公室，正打算走安全通道的时候，一股妖气扑面而来，强烈刺鼻的气体让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长这么大没见过如此浓烟滚滚呢！难道这回是玩真的？
    安全通道里的烟气更加浓重，几乎挡住了一切视线。不能从安全通道走了，因为下头

的浓烟足以让人窒息！
    浓烟把原先的10个人分成了两批，我和另外四个男生退到厕所里，老师他们五个则还

呆在办公室中.
    厕所里有水，有通气的窗户，可以说是避火的好地方。稍有火灾防范知识的人，大概

不会多么惊慌。然而从未经历过这种紧急情况的我，感到十二分的恐慌，刚才的小兴奋，

此时以完全被恐惧感替代。
    “死”这个恐怖的字眼第一次浮上我的心头，难道一代美男就将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天

……
    父母和同学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实在是不忍想下去。泪水就无声的流淌出来，身

高百八十的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死，说来就来，毫无防备…
    吸入的统统是二氧化硫浓度极高的烟雾，流出鼻子的统统是黑乎乎的液体。打开厕所

的门，走道浓烟更加猛烈；打开通气窗户，室外一阵阵浓烟扑面而来；看看楼下，消防车

纵有一身本事，也难直接扑灭十楼的火。真的无处可逃，真的只有等死…
    啥也别想了，我蹲下来，默默的，等着新希望的出现….
    20多分钟后,消防队员把我们救出重围,再一次呼吸新鲜的空气的时候,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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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日月光华 bbs.fudan.edu.cn·HTTP [FROM: 10.100.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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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日月光华 bbs.fudan.edu.cn·HTTP [FROM: 10.85.2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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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日月光华 bbs.fudan.edu.cn·[FROM: 10.11.3.18]

感谢，感谢！今晨将“妙理”的这番评论当作“按语”贴在这篇文章之前，于是新来的读者可以直入核心：

这篇文章里藏着不少精彩的论述片段，显然是持久思考的结果，视界很高，教育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喷涌口。
1 我们处在一个大转型的时期，丁丁正是在一个很大的格局下看教育问题：“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不只是孩子，处在其中的我们每个人都进退失据，反抗者面临着“娜拉出走后”的悲剧性，合流者纷纷跃入的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大锅。 人是最健忘的，似乎只能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教育自己，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世纪，智者的劝告是那么容易就被抛之脑后。
2 如何走出目前大转型的困局，到达“下一个社会”？丁丁说：“ 只有在社会创造力被基于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市场竞争最终扼杀之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足以让每一个孩子有机会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坚持不让他们的孩子再忍受任何基于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在那一时期，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
可是这个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连丁丁自己都很悲观。多样化被完全化约，生存变成了纯粹基于效率的生存，多元价值的承担者比大熊猫还要稀罕。我们没有办法可想，只能相信并寄托于此：那些漂浮于大市场社会的“自由孤岛”不要沉没，那些高远价值的托命之人不要绝种，在经历了漫长痛苦的时代后，人们会重新发现他们，再度体验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
3 想起丁丁早先在另一篇博文里的话：“在一个市场社会里，由于‘社会’被嵌入在‘市场’之内，故而大众的行为模式是消费主义的、短期的、对生活的终极意义不加思考的。”
尽管我们处在丁丁所说的“末法时代”，我想对终极意义思考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逃避在科学，艺术，宗教等理想当中，不一定都在乎现实中的一切，那里留存着永远不能被化约的价值和自由的创造力，一如二十世纪的那些精神领域的伟人们，会给人类流传下一些真种子，从这一点看，“下一个社会”终究是会来的。
4 在大转型期做一个理想的引导者或者思考者，实在太过艰难，也痛苦万分，丁丁不是简单地转向东方智慧，而是裹挟了对科学，经济学等西方思想入乎其内的思考之后的再度审视，我们细细关注他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这一点。

教育的问题

汪丁丁

教育，始终是一个问题。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当中，我或许较早探讨教育问题。探讨和思考是同时进行的，我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久，就越难下笔写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探讨的，似乎主要不是中国古人探讨的教育问题，虽然那仍是一个问题。

首先，让我以最简捷的语言描述我们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说我们的社会被“嵌入”到市场之内，这一说法隐含着某种无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历史地，大势所趋地，似乎毫无觉悟可能地转入到西方“市场社会”的演化路径上，同时又无法摆脱我们数千年浸淫其中的“家庭本位”教化传统。市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个人”及其权利，这一体系其实很难融入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例如，中国儿童与他们的家长们的关系，典型地不像也不可能像现代西方家庭那样成为一种“公共”关系——最初是以上帝的律法为基础并于近代转变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关系。中国的家长们仍习惯于将子女视为他们私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他们肉体和心灵的自然延续。观察我们周围的家庭，不难见到，那些与父母（或单亲抚养人）保持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容易成为他们父母生命和意志的衍生物，也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无我”状态的困扰。另一方面，那些来自“冷漠家庭”的孩子们，虽然很容易确立自我意识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却通常被认为具有“反社会”倾向。在这两种情形之间，绝大多数孩子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应当怎样在亲情（及各种义务）与个性（及各种权利）之间保持某种“健康的平衡”——既不因亲情而丧失个性发展的机会也不因个性张扬而远离主流社会。

只要你探讨得足够深入，我认为，你肯定会意识到中国孩子们的上述的这种困境。教育的问题，我相信是由此开始的。大致而言，每一个孩子，从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上述的教育问题就开始了。

首先，如果这孩子的父母是已经充分地市场化了的“理性人”，那么他们会根据孩子将带给他们的效用来决定他们在孩子身上的投资数额，不应太多，也不会太少。以中国转型期社会最普遍的折现率（下限10%，上限35%或更高）的下限估算，孩子必须有希望在父母中年时期给父母带来足够高的效用。否则，父母抚养孩子到成年所支付的开销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这一折现率的上限导致更可怕的人类行为——“弃婴”，因为高达35%的折现率要求孩子在儿童时期就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在西方稳态社会里，最普遍的折现率不会超过5%，因此，孩子们只要有希望在他们父母老年时期带来足够高的效用，在他们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合算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孩子们的那些充分市场化了的父母以年率平均10%的折现率在孩子们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据此监督他们的孩子的学习及与时间配置有关的一切行为——这些行为都将被看作是经济行为从而必须被置于“理性人”的控制之下。竞争是社会性的，既然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孩子们就必须参与父母所参与的社会竞争。竞争越是激烈，父母行为的折现率越高，孩子们的时间对父母而言就越是宝贵，于是就越不能被“浪费”在天真无邪并且毫无效率可言的童年活动中。每一分钟，那些号称拥有“天才培养”计划的父母们告诉我们说，孩子的每一分钟都必须与“知识”或“技能”的学习结合起来。以如此高的折现率，我们很怀疑，假如他们的孩子终于，在他们临终的床前，捧上一张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或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及全额奖学金——假如那就是他们为孩子确立的成功标准，他们是否还会感到幸福。理性人的行为，如果折现率高于10%，就必须在中年时期见到上述结果，否则，他们的子女教育（投资）就不算是“成功的”。

以上描述的，仅仅是微观行为。这些微观行为还应被集结为宏观效果——数千万家庭的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那才是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教育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教育是大成问题的，因为它原本应关注孩子们的内在禀赋的开发，而不是摧残任何不符合“应试教育”体制的内在禀赋。最可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大家都不喜欢这一状况而且知道大家都只能接受这一状况。我周围只有两位朋友坚决抵制目前的教育体制，带着他们的孩子，退出了摧残孩子的正规学校。不过，未来怎样？我还没有替他们的孩子看清楚，好像是那个“娜拉出走后”的老问题。

娜拉出走之后，她必须承受的是整个社会的压力。孩子们单独退学之后，必须承受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压力，谁认证他们的文凭？雇主怎样聘用这些没有文凭的毕业生？哪怕他们在极短时间内以自己的能力取得了雇主的信任，那些有文凭的雇员怎样对待他们和他们的雇主？还有，他们怎样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怎样拜见双方家长？双方家长怎样看待没有学历或文凭的孩子？还有，将来他们的孩子们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那些同学和老师怎样看待他们？凡是认真尝试过单独反抗现行教育体制的家长和孩子们都会很容易地发现——只是不像鲁迅那样深刻和富于悲剧性，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潜藏着如此庞大数量并且如此荒诞可怕的传统偏见。这些偏见可以杀死阮玲玉，也可以杀死我们的孩子，事实上，社会偏见可以杀死任何敢于不遵循偏见而生活的社会成员。

可是，难道我们有过只看文凭的传统吗？难道我们的私塾和乡学传统不是基于“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两大原则的吗？仔细回顾我们的传统，我们不难发现，旧传统的灵魂在科举废除之后始终延续着，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延续着，在那场史无前例地扫荡旧传统的运动之后仍延续着。

八十年多前，梁漱溟剖析过旧传统的灵魂。他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社会特征是“家庭本位”，以及与此适应的“礼乐教化”。作为对比，他指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本社会特征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协调关系，以及与此适应的神与人之间的紧张协调关系。

今天，这一基本的社会特征没有改变，虽然它的上层建筑有了重要的改变。根据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由血缘关系和家庭义务编织起来的传统社会网络之内并因承担这些义务而享有相应的权利。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早已“礼崩乐坏”，取而代之的是杂乱且无根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其人生主张和政治主张。其中，当代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及其人生主张和政治主张影响最大。遗憾的是，或许因为延续了数百年的“信仰危机”，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似乎只容纳来自西方的以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为评价准则的市场价值观，却不能容纳也来自西方的诸如“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这样的道德准则和与此适应的对神的敬畏感。

陷入如此混乱的精神情境与社会情境，难怪许多中国孩子沦为个人奋斗的牺牲品——只不过，那究竟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奋斗还是他们家庭的奋斗，他们未必清楚，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未必清楚。大家似乎都满足于跟随潮流而奋斗，大家都仅仅满足于懂得“逆潮流者亡”这一浅显而错误的人生道理。于是，大家都努力督促自己的孩子投入到这场令人绝望的竞争当中去，而且据说是“越早越好”，最好是在母腹里的时候就开始竞争。

难道我们的学校愿意在这种单一方向的生存竞争中挣扎吗？明显地，教师和校长都不情愿，他们比家长们更理解这场令人绝望的竞争的绝望性质。不过，只要他们也有家庭要养活并且也有孩子要参与这场竞争，他们就无法不让自己的学校不参与这场竞争。

那么，中国社会就此将消亡吗？我知道一条出路，那也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原理，奥尔森曾名之为“shake off”（抖掉）策略，即抖掉抑制着并最终扼杀社会创造力的那层僵硬的外壳。奥尔森甚至相信毛/泽东是最早实施这一策略的当代政治领导人。

于是，我们将赞同另一场制度革命？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走出我们每一个人单独不愿意走出的困境？这情形看起来很荒唐，如同一群青蛙，每一只青蛙都拼力要跳入“温水煮青蛙”的那口大锅，因为这是青蛙之间生存竞争的大势所趋，舍此而不能成名成家光宗耀祖，舍此而不能名利双收或官场得意。不仅如此，每一只青蛙都明白，它们应当做的，其实是齐心协力颠覆这口大锅。问题是：那之后又怎样呢？

所以，革命之后呢？我们将面临娜拉出走之后面临的实质相同的问题。这问题的经济学表述是这样的：只要有资源稀缺性，就必定存在关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只要存在竞争，就必定要有优胜劣汰的标准。只要必须有优胜劣汰的标准，那么那些遵循经济效率标准的群体就比那些基于非效率标准的群体更有效率，于是或迟或早，这些更有效率的群体将有更多的坚船利炮来征服其余的群体——后者或许是根据人们能够表现出的“文学”、“博爱”、或“道德”程度为标准来配置稀缺资源的。于是或迟或早，世界仍将回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换句话说，怎样最终取消或限制“弱肉强食”的竞争？这是我们（西方人和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这是革命从来就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可是对于反革命者而言，这也是渐近式的演化所面临的令人绝望的问题。我对人类的前途始终持悲观态度，不过，我仍要说明怎样才可以最终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境：只有在社会创造力被基于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市场竞争最终扼杀之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足以让每一个孩子有机会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坚持不让他们的孩子再忍受任何基于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在那一时期，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我的比较悲观的看法是：人类社会的创造力很可能在达到那一时期之前就被基于每一个人外在特征的市场竞争彻底扼杀了。

市场竞争怎样不再基于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呢？这是可能的，假如市场能够最终从大规模制造和标准化的竞争演化为量身定制和个性化的竞争。事实上，德鲁克临终前预言了这样一种充满创造力的社会，他称之为“下一个社会”。

下一个社会？是的，下一个社会才可能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目的而不是他人的手段。关键在于怎样从这一个社会过渡到下一个社会，怎样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社会从空想变为现实？

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借助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智慧。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获得智慧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获得知识。因为知识的本质是向外征服，因而不可能让人类走出上述困境。只有智慧可以让生命获得内在的升华，让我们每一个人对外在的特征以及向外的征服不屑一顾，让人类获得永久和平。

呵。博客助长了人的自恋。最近喜欢上了饭否。miniblog使人随时随地自恋——手机短信，wap，QQ，MSN。通过任何地方都可以往fanfou上发布不超过140字的内容。

我看好饭否，过于看好校内这样的SNS网站。成功或失败，往往不在于技术的高低，而在于心胸是否开阔，是否为用户着想。——试试在校内的留言中输入fanfou.com或hainei.com或blogbus.com。校内把它所有的竞争对手或者假想的竞争对手的网址，都设成了敏感字。

能在无聊的时候记录下这些思维碎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豆瓣慢了一步。它至今都没有开通能用手机访问的站点。否则，我一定会用豆瓣的广播做这些事情了。目前，豆瓣广播用来放书抄，饭否用来说废话。倒也不错吧。

翻看edu的旧blog。意外发现自己的知识增长并不多。《青年》为我打开了视野，然而看到了这么多，却没有消化多少，值得总结和思考的这么多，而如今他们还都仅仅是没有被加工过的材料。

我的心态已经不是大二。我的大学已经过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应该做一些什么？

他们又在说google了。google的正式员工，年薪25万，还有10万的股票。多么诱人的数字。于是我想，努努力，不是不可能。多么急功近利的想法。

我总觉得自己大学生活提高不多。——呵，这想法，是不是也很急功近利？05CS的辅导员说，每年，你们写一份resume，看看自己今年与去年有多少进步。我的resume，似乎可写的不多。我没有参加ACM，没有在实验室做过研究项目。人，难道是为resume而活？是物支配人，还是人，支配物？海德格尔说，我们忘记了存在。我们现在，需要用resume这“物”，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一般的惯例，resume只写一页。大学的四年，就是为了这一页纸，没有这一页纸，我即不存在。

怎么写到这里去了。随便吧。今天其实我也不知道写些什么。现在在写算法作业。晚上还要主持例会。大头说，“主题可以明确一点。开一次少一次了，呵呵。。。”能跟小朋友说的，其实早已说得差不多了。“术”本身，就那么点东西，“学”，靠的还是自己。只是觉得遗憾，这学期自己做得太少，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也太少。本想带他们读读05、06年的青年，看看青年的传统，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太煽情了，不是？

我问，托克维尔说宗教可以缓解民主时代的人不自觉的唯物主义倾向，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那么中国在市场化中又如何防止这种趋势走向极端？

任说老毛子就做的不错。于是我不解。这种教化，不是与自由相悖？任却反问，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教化？意义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是原始人的自由吗？还是现代意义的自由？

一连串反问，不停的概念跳跃，晕头转向。任就在我面前，说话很有攻击性，于是陷进了他的追问，哑口。下课一想，这个逻辑却很奇怪，他的回答也忽略了我们对话的Context，我们前面在谈老毛子的教化与自由，而不是普遍的教化与自由。

这一点，我直到摆脱任军锋的追问，走出教室才想明白。幸好这只是一次课间提问。如果是一次采访，我岂不是中途就被采访对象的强势拉的找不着北？

任军锋。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精读。这课不错。一本好书就是一个书单。柏拉图、卢梭、博蒙、马基雅维利。这门课，发现了不少进一步阅读的线索。

托克维尔，是我的第二个王小波。呵，王小波开的书单，都还没读完呢。

今日读到一句，“买书和看书是两回事儿”。同感。